我最开始是在推特了解到这本书的。
可能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觉得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古代的制度大体上都是封建的、落后的、不可取的。可是钱穆这本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他会把每个朝代的制度放回当时的历史条件里，看它为什么这样设计，后来又为什么产生问题。
我读完才发现，古代制度里也有不少值得细看的安排。它们后来出了问题，不等于一开始就没有道理。
在正式讲各个朝代之前，我还想先说一下钱穆对「封建」的解释。真正的封建世袭，是天子的儿子还是天子，诸侯的儿子还是诸侯，卿大夫的儿子还是卿大夫，政治身份和官位都在家族内部传下去。
秦汉以后，做官已经不再照着这套世袭办法来。钱穆往下讲汉、唐、宋、明、清，也不是把它们当成一个笼统的「封建时代」，而是逐个看政府由谁来管、权力怎样分配。我最先看的明朝，正好让我看到这种差别。
01 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皇帝承担了太多事情
明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从此以后，皇帝不再有一个正式的政府首脑来分担日常政务。
朱元璋还给其子孙留下过两条禁令：不许再立宰相，也不许太监干预政事。后来的明朝一直没有恢复宰相，太监却逐渐参与政务，甚至掌握了批红的权力。前一条守住了，后一条没有守住。
内阁一开始并不是宰相府。它更像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帮助皇帝整理文件、提出意见，但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领袖地位。
问题在于，国家的事情越来越多，皇帝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处理完所有政务。于是内阁的权力慢慢扩大，首辅也逐渐拥有了类似宰相的实际影响力。
张居正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人物。
他在事实上承担了很多宰相的工作，但在明代制度中，又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职位来保护他的权力。换句话说，他拥有了宰相的实际权力，却没有宰相的制度名分。
所以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可以推动改革，死后却很容易被清算。因为他的地位太高，权力太重，又缺少正式制度的支持。皇帝一旦改变，官僚集团就可以重新解释他的行为，把他从改革者变成权臣。
这也是明朝制度的一个矛盾：皇帝希望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但皇帝又不可能亲自处理所有事情。于是内阁、太监和官僚集团就不断填补皇帝留下的空缺。
朱元璋和朱棣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皇帝，能力强，精力也非常旺盛。他们可以处理大量政务，也能够用强力控制整个官僚系统。
但他们的子孙未必有同样的能力和精力。
朱元璋规定每天多次上朝，试图让皇帝亲自掌握所有事情。可是到了后期，皇帝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的工作强度。有的皇帝长期不见大臣，皇帝和政府之间就需要有人传递信息，太监也因此逐渐进入权力中心。
张居正后来也必须和太监合作，才能推动自己的政治计划。这并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明代制度结构造成的结果。
从汉、唐到明，皇权越来越集中。皇帝越来越强，正式的政府首长却越来越弱。表面上看，这是皇帝权力的加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整个国家越来越依赖皇帝个人的能力。
02 汉朝：地方有活力，但汉武帝的扩张消耗了国家积累
汉朝这一部分，最让我意外的是，宰相在当时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力。
我原来一直以为，皇权才是绝对的，所谓相权可能只是一个摆设，宰相也只是替皇帝办事的人。看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钱穆说汉代宰相采用「领袖制」，由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代表政府处理政务，并不是皇帝身边的秘书。
到了唐代，宰相改为「委员制」，相权分由几个部门、多人共同承担；再到明代，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这样往后看，宰相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只有一点权力，而是从一人统领全国行政，变为多人分掌，最后连这个职位也被废除了。
汉朝的地方制度，在钱穆看来有它的优点。
汉代地方行政层级相对较少，郡守的权力也比较重，地方官和中央官在品级上并没有后来那样明显的差距。这样的制度虽然仍然是中央集权，但地方并不是完全没有自主处理事务的空间。
这和后来的宋朝不同。
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地方军人掌权的教训，把军权和财权更多地集中到中央。这样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却也使地方缺少财力，遇事更难自行应对。相比之下，钱穆更推崇汉代的地方制度，认为汉代郡县层级较少，地方官也更有施展空间。
汉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对工商业和资本有一定的限制。
汉武帝之前，盐铁原来原本可以由民间商人经营。但汉武帝为了对匈奴作战、经营西域，需要大量军费。国家原来的积蓄逐渐用尽，于是把盐铁经营收归政府，实行盐铁官营。
我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古代做官的人大多从读书人里选？国家要有人能看懂政令、处理文书，也要懂一些治理的道理，所以读书会成为做官的一道门槛。
但在古代，书不像今天这么容易得到。一个人要读书，往往得有家里的条件支持。钱穆说，学问和书本是一种「变相的资本」。大家族有书，也有条件培养子弟，子弟就更容易读书、得到推荐、进入政府。
到了汉朝，察举由地方推荐人才，再由中央考核，本来不是让官位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但书籍和教育的优势会在家族里延续，读书、做官的家庭更容易培养出下一代官员。钱穆认为，魏晋以后的门第社会，很大程度要追溯到汉代察举制度长期运行后的变化。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和地方失去联系，察举无法正常进行。到了曹魏时期，朝廷改用九品中正制，把人物分成九品，再交给政府任用。这原是为了在乱世重新建立选人办法；后来评定人才越来越看重家世，使已经形成的门第势力更加固定。到了魏晋南北朝，重要的政治职位便更容易在大门第之间流转。
南北朝长期打仗，军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门第掌握政治，军人掌握军队，双方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时期很难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
03 唐朝：唐初允许上层致富，也要保证底层活下去
如果说汉朝更重视限制资本，那么唐朝前期的思路就不完全一样。
唐初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对普通人的土地和赋税作出安排。均田制简单说，就是政府按规定把田地授给农户耕种，其中一部分到一定时候要交还。租庸调则是按成年男子征收：交粮食叫「租」，交布帛叫「调」，成年男子还须服劳役，若交布帛来代替服役，所交的布帛就叫「庸」。先设法让人有田可种，再规定他们要承担多少赋税和劳役；同时，政府没有强力限制上层社会积累财富。
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但它确实体现出一种思路：国家要保证普通人能够生活下去，同时允许有能力的人变得富裕。
这和单纯限制财富不是一回事。
一个社会如果完全不允许上层致富，经济活力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只允许上层致富，不管底层人的生存，社会也会越来越不稳定。
唐朝前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至少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汉代的兵制，钱穆概括为「全国皆兵」。这里的「全国」主要指到了服役年龄的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在军队里。
唐初实行府兵制，钱穆称之为「全兵皆农」：当兵的人平时也种田，但并非所有农民都要当兵。按书中的说法，下三等民户没有当府兵的资格，主要从愿意当兵的中、上等民户中挑选。这和汉代的「全国皆兵」正好形成对照。
唐代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地方，就是对阵亡士兵的抚恤。
士兵还没有回到家，政府的慰问、封赏和抚恤安排就已经下达。这样的制度，对军队士气影响很大。一个士兵知道自己战死之后，家人不会完全无人照顾，他才可能真正相信自己是在为国家作战。
钱穆在书中说，现代西方国家也在这样做；但中国唐代，早就已经这样做了。
但是，唐朝后期的问题同样来自军事。
唐玄宗时期不断对外扩张，钱穆把这种做法称为「穷兵黩武」，甚至认为它已经很像近代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断消耗国家积累，也使人民承担越来越重的赋税负担。
唐朝设置节度使，最初的本意是加强中央对边疆和地方的控制。中央派出的官员长期驻守地方，并被授予调动军队、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可是这种权力一旦交给地方军事长官，就可能逐渐失去中央的控制。
钱穆说，这项制度「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节度使后来拥有了过大的军政权力，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掌握地方军队，最终反过来威胁中央，安史之乱就是这种制度演变造成的严重后果。
钱穆还特别提到，安禄山、史思明虽然名字是中国式的，也在唐朝担任边疆大吏，但按他的说法，他们其实都是「外国人」。
唐朝后期，原来的租庸调制度也难以继续维持，于是改行两税法。简单说，就是不再主要按人丁征税，而是看一个人在当地有多少土地和财产，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它是为了适应人口流动、土地买卖和户籍制度的变化，也减轻了原来的劳役负担，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加重百姓负担。
但后来政府不断增加征收项目，茶、盐等也逐渐纳入征税。两税法又要求以货币缴税，农民需要把粮食卖掉换钱纳税，实际负担便逐渐加重。这样一来，战争造成的财政压力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叠加在一起，成为唐朝后期衰落的重要原因。
04 宋朝：养了很多兵，却不能真正使用
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的军人政治。唐朝灭亡以后，军人掌握地方和中央权力，皇帝更替频繁，谁能控制军队，谁就有机会成为新的统治者。
宋朝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以它最警惕的就是武人掌权。赵匡胤本身就是军人出身，但宋朝建立以后，却反过来不断削弱武将和地方军队，把军权尽量收回中央，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制度方向。
宋朝的问题，钱穆讲得非常直接。
宋朝建立以后，面对辽、金等北方政权，军事上长期处于防守状态。它不敢轻易主动进攻，因为一旦失败，首都开封就可能直接暴露。
可是既然不能进攻，又不能裁兵，宋朝就只能长期养着大量军队。
这些军队需要财政供养，但又未必真正能够解决国防问题。于是宋朝形成了「冗兵」。
同时，因为宋朝重文，又需要养大量文官，最后又形成了「冗吏」。
军队越来越多，官员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一年比一年重。钱穆的概括很有力量：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
宋朝并不是没有钱，而是国家的钱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维持一个低效率的军事和官僚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钱穆会说，宋朝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朝的优点，是它尊重知识分子，给读书人留下了比较大的政治议论空间。台谏制度和士大夫清议，使官员能够公开讨论政策，甚至批评政府。
但是，尊重知识分子并不等于军事实力强大。
宋代社会一方面重视文化，另一方面又轻视武人，最后形成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社会观念。
所以宋朝的悲剧在于：它有非常发达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和财政制度。
05 清朝：一个部族政权如何控制知识分子
清朝和汉、唐、宋不一样。
钱穆把清朝看成一种部族政权。基本就是满族人、蒙古人、汉人三个等级，满洲人在政治权力和军事组织中拥有特殊地位。
清朝的统治，不只是皇帝个人统治，还依赖整个满洲贵族和部族军事体系。
因此，清朝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控制也更加严密。
文字狱、科举限制、对书籍和结社的管理，实际上都在限制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科举制度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它不再只是选拔和吸收人才，也承担了安抚、控制和规训知识分子的功能。
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底层人民可能有反抗的力量，但未必有组织和制度建设的能力；知识分子有文化和组织能力，却长期被制度驯化，失去了独立行动的空间。
太平天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也能够迅速占领大片土地，但在建立稳定政府、设计合理制度方面非常薄弱。
清朝后来之所以重新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员，也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使清政府发现，单靠满洲旧有的军事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全国性危机。
至于清朝末期应该改革还是革命，这也是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康有为主张变法，希望保留清朝的统治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进行制度改革。他认为，只要光绪皇帝能够支持自己的方案，清朝就可以通过改革重新振作起来。
但钱穆认为，康有为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了制度，没有看到主权」。清朝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政权，而是满洲部族支持下的部族政权。光绪皇帝即使愿意改革，也无法只凭个人意志改变背后的统治集团。
所以钱穆认为，清朝不能只靠改革，必须先通过革命改变政治主权，再进行制度建设。孙中山所主张的，正是先革命，废除原来的皇位传袭和部族统治基础，然后再讨论国家制度应该怎样建立。
这不是说革命以后就不需要改革，而是说在清朝当时的权力结构下，光靠皇帝支持的改革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清代地方行政中还存在一种「胥吏政治」的问题。它最主要的问题，是把「有名分的人」和「真正办事的人」分开了。
明清以后，官和吏逐渐分流，变成两条不同的道路。官员负责名义上的决策和管理，胥吏、师爷则负责具体的文书和行政事务；但胥吏虽然熟悉地方事务，却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转为官，上升的通道被堵住了。
这样一来，真正熟悉具体事务的人没有正式的政治地位和上升空间，名义上负责的人又未必真正掌握事情，权力、责任和能力就被分开了。地方行政容易变成胥吏掌握办事流程，官员承担名义责任的「文书政治」。
钱穆说，明清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情都交给师爷和胥吏去办。这就是官吏分流最后造成的问题。
06 从古代税收，看今天的财政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判断一个政府是否健康，不能只看它有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能只看它的 GDP 增长。
还要看普通人是不是越来越难以生活，国家的财政是不是建立在长期透支之上。
汉武帝时期，战争消耗了国家积累，政府于是加强盐铁控制。唐朝后期，军事扩张和藩镇体系加重了国家负担。宋朝则因为长期养兵，形成冗兵冗吏，财政越来越贫弱。
这些问题表面上不同，但背后有一个共同点：政府为了维持某种制度目标，不断增加支出，最后把成本转嫁给社会。
读到这里，我也会想：今天政府的钱，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以 2025 年为例，中国全国税收收入约 17.6 万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约占 39%，企业所得税约占 23%，个人所得税约占 9%。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大头，个税的占比小得多。
美国 2025 财年联邦收入约 5.2 万亿美元，个人所得税约占一半，工资税约占三分之一。美国的第一大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工资税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中国这里看的是全国税收，美国这里看的是联邦收入，统计范围并不完全一样。但至少可以看出两边的收入重心：中国更多从商品交易和企业经营环节收税，美国联邦政府则更多从个人收入和工资环节取得收入。
07 中西政治为什么走上不同的路
读到最后，我又想到西方政治和中国历代政治的差别。两边面对的国家规模、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不同，政治制度自然不会沿着同一条路发展。
西方一些政治制度，最早和城邦、地方自治有关。地方团体和城市共同体先发展起来；到了近代，工商业和资本发展，又带来了新的政治要求。
中国秦汉以后长期要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面对的是大量人口、土地和地方行政问题。所以中国的政治传统，更重视统一、选官和地方管理。
因此，不能拿西方的某一种政治制度，直接判断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两边的制度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背后各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西方近代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工商业和资本先发展起来，但拥有财富的人未必拥有政治权力。
中国古代则有些不同。中国通过察举、科举和读书人入仕，把大量知识分子吸收到政府中。读书人可以获得政治权力，但普通人和知识分子未必有独立的经济基础。
也就是说，西方的问题更像是「有钱但没有权」，中国古代的问题更像是「有机会获得权，但财富和社会资源不足」。
这两条道路最后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冲突。
过去我们喜欢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样的词，一次性概括几千年的历史。但真正去读这本书之后，会发现这些词太大了。
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唐玄宗时期的军事扩张，可以被看成一种强烈的帝国扩张；但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时期主要是在内部整合，并不能全部用同一个词解释。
钱穆还用英国统治香港和印度来解释另一种「帝国主义」：英国本土有议会，有自己的民主和自治，但殖民地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书里说，殖民地总督名义上由英国国王任命，而不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选出；实际人选也有英国政府参与，更不是由殖民地居民自己决定。英国本土有通过议会参与政治的渠道，殖民地的人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决定谁来治理自己，这就是两边的差别。
制度的好坏，也不能只看它最后有没有灭亡。一个制度在某个时期可能有效，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失效；同一个制度，换一个皇帝、换一种财政状况、换一种社会结构，结果也可能完全不同。
这大概就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最值得看的地方。
它不是简单告诉我们哪个朝代好、哪个朝代坏，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真正的得失，往往不在于它有没有一个英明的皇帝，而在于制度能不能长期运行，权力能不能受到约束，普通人能不能承受它的成本。
而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时候，通常不是政府一开始出现问题，而是政府已经没有能力修正问题，却还在不断要求普通人承担更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