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熙丰变法，又作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由于变法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故称“熙丰变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宋神宗支持并推行的，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是在施行过程中对人民造成了很多额外负担，并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对，造成新旧党争。新法一度被废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灭亡。
背景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增加：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之巨，冗官造成巨大的财政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导致北宋官僚机构持续膨胀，甚至于出现了“一官三人共之”的局面，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以至于“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人民受高利贷和大地主层层盘剥，最终导致“公私之债，交争互夺，帛未下机，谷未离场，已非己有”。人民生活困顿，而官府却“暴敛不暂息”。政府却仍不限制地主阶级实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以至于富者有产而无税，贫者产去而税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最终激起了一系列民变：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后持续爆发小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1]。英宗治平二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为116,138,405，支出却达131,864,452之巨，很明显是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于实行“兵无常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导致北宋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战斗力低下，在和辽与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为了应对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以及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于北宋兵力臃肿，到仁宗朝西夏事起，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形成所谓“冗兵”问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见肘。
北宋岁入岁出表 （单位：匹贯石両）
年 岁入 岁出
1021（天禧五年） 150,850,100 126,775,200
1048（庆历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049（皇祐元年） 126,251,964 126,251,964
1065（治平二年） 116,138,405 131,864,45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神宗，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庆历新政却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相当的基础。
具体内容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富国之法
制置三司条例司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税捐）负担。
青苗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青苗法针对“兼并之家”趁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的状况。由各县政府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但措施过于简单化–采用“散俵”“抑配”的办法，带有强制性，对不想借贷的农户来讲，无形是多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可谓利弊参半。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一种地方税，但专用于水利）
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先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宋代职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户中的上三等户承担，但实施中下等户的稍富裕者无不充役，往往被职役压得倾家荡产，于是形成应役人户千方百计逃避职役，“贫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现象。免役法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使民出钱雇役”的改革方案：
凡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低出钱雇役--谓之“免役钱”；
凡有产业物力者而不承担职役的人户出钱助役--谓之“助役钱”
州县政府所需役钱按雇役多少而定，在此数额以外多征两成(20%)--谓之“免役宽剩钱”方田均税法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市易法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市无定价，富商大贾从中操纵获利的状况，在京师开封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并要商人以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利二分(20%)。以后在几十个大城市均设立市易务，并将开封市易务升格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这一办法把商富大贾的商业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强兵之法
保甲法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此制度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取士之法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直接被推荐给中书省，由中书省任官。始入太学者为外舍，通过考试依次升降舍。考试中弥封、誊录如科举制。
编写新教材
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等所谓“三经新义”。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王安石在《周官新义序》中说明，他训释《周礼》，意在“立政造事”。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 成为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统一经义，以“一道德”。为变法培育人才。
唯才用人
王安石等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任用，许多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得到提拔，保守主义按资升迁的成规在变法中被打破了，成功为变法在舆论上宣传造势。
改革科举
王安石重视官员治国能力，为确保质素，科革不再考诗赋，而改考更实用的经义和时务策，改善政府治国能力，又设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学、医学、律学，培养大量专业人士，为国家贡献。
设立学校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对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急于求成，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之后继续由神宗执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