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是期权发展的黄金年代。《华尔街日报》统计，在 1999 年的顶峰时期，美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金额约占高管长期激励计划的 78% 。
它推动了当时如思科、Sun 电子计算机公司的快速崛起——前者是全球网络互联解决方案的头部厂商，后者开发出了第一个通用软件平台 JAVA。高管们的收入与日益上涨的股价直接挂钩，期权被赋予了宏大意义，它被用来绑定高管和公司，避免高管做出短视决定，推动公司长远发展。
但期权最初被设计出来时，仅仅是为了避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最早提出股权激励的概念。当时一战刚结束，美国进入了经济大繁荣时期，紧接着大萧条来临，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 50 年代初，美国国会给了股票期权税收优惠政策，美国菲泽尔公司为了给高管避税，在 1952 年启动了第一个股票期权计划。
经历过 70 年代的股价低潮，80 年代股票期权制度再度被热捧。股东们对表现平平的高管仍能获得高薪酬感到愤怒，希望通过期权控制高管过高的薪酬，将上市公司股价与高管的未来收入绑定。
但这一制度很快被上市公司高管们玩弄于鼓掌中。高管们把股价最低点设为自己的完美发薪日，以保证行权价足够低，行权时股价和行权价的差价足够大。这让期权制度变成了一台卡住的 ATM 机，源源不断地吐钱出来。
臭名昭著的安然事件和期权激励也脱不了干系，为了维持高股价，安然公司管理层联合会计公司做假账，捏造了公司大部分收入，安然董事会主席在爆雷前，卖出了超过 1 亿美元的已归属期权。
经历过 21 世纪初的安然丑闻，限制性股票代替期权成为更多上市公司的主流激励工具，员工需要完成特定业绩目标，才能在未来以特定价格出售限制性股票获益。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一般高于行权价，获得的收益就是约定股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额，不会随着股价波动。
这意味着相较于期权，限制性股票的风险更小，但因为股价暴涨而中大奖的可能性也没了。不过这也避免了出现类似安然那种高管追求高收益，操纵股价的情况。
对于未上市公司来说，期权仍然是现金流匮乏的创业公司的通行货币。最近十年，期权制度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一些正在让期权逐渐背离它最被看重的意义——激励员工和公司长期绑定，共同发展。
大公司为了绑定更多员工，正在把股票期权这种少数人的特有福利，转给所有人。在没有重点的激励下，员工感知不到股票期权的重要性，自然也调动不起对公司的忠诚度和生产力，最终导致公司得不到预期的发展。
典型反面案例是乐视。2015 年，乐视启动了全员激励计划，并预计 2022 年上市。转正员工只需要满足基本考核条件即可持有期权，总股本的 50% 被贾跃亭拿出来大放送给员工，就像圣诞节飘满空中的彩色纸屑。
但仅仅两年后，乐视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贾跃亭手中股权和资产被冻结，员工股权被清空。
王新锐律师曾参与处理过大量期权文件以及相关纠纷，“对很多创业者来说，一辈子就创业一次，还没完整经历过公司兴衰的整个周期。”
在他看来，创始人自己对期权的理解就不到位，发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随意性，“怎么能指望员工准确理解呢？双方一定会有预期不一致的问题。”
美国公司同样面临期权泛滥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美国公司甚至给小时工都发放期权。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副教 Dirk Jenter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这有点像用彩票来支付员工薪酬。”
Jenter 专门研究员工对待股权薪酬的态度，他的研究结果是：员工厌恶期权和股权可能带来的风险，大多数人更喜欢现金。
因此，包括苹果、Facebook，谷歌、通用汽车等大公司都是向高管发放期权及限制性股票为主，不过 2018 年以后，伴随特朗普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苹果、AT&T、沃尔玛等公司均以奖金的方式向员工发放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期权和股票的另一重意义是，它们让员工对公司产生认同感，把个人成长和公司发展联系到一起，从而帮助公司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留住员工。
拼多多即是如此，伴随员工限制性股票部分解禁，一些员工选择离开高强度的管理压力下。据财报，拼多多 2019 年间收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 2018 年授予总量的 33%。这意味着 2019 年不少拿了限制性股票的人离开了。
“我现在想的是，先干完两年，兑现个 50% 期权就走，四年是熬不下去了。” 一位拼多多员工说，有些部门需要达成每个月工作 300-400 小时的要求，否则就会被人力部门谈话。
“员工爱不爱公司，和有没有期权没多大关系。”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钟瑞庆说，期权只是帮助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不用担心未来赚不到钱，但期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在中国特定的法律环境下，期权要发挥实际效果，还面临法律困境。不少互联网公司为了接受境外资本投资，将控股母公司注册在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税收洼地，运营主体则在国内，搭建 VIE 架构。一旦出现纠纷，法院对国外公司没有管辖权，纠纷双方就需要去注册地或期权协议约定的境外仲裁机构、法院解决。
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琨表示，如果国内法院将期权纠纷纳入审理范围，需要追加境外公司作为当事人，就会面临漫长的涉外送达程序，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束案件。
但到了今天，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另一种意义上被异化：员工接受公司的绑定，在自己可能并不认可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以获得超出预期的回报，但最终发现，这一制度给自己带来的回报远远低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