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反常
　　与国内逐渐缓解的疫情相比，这两天日本受新冠的影响受到了更多朋友的关注和担心。特殊时刻大多数人倒是拥有了长时间的独处，使更多人开始有时间开始思考那些和平年代、忙碌生活时“不必烦恼”的“终极问题”。
　　譬如“抄答案”、病毒、死亡似乎使得大家的境况变得平等起来了。
　　世界变得公正起来了吗？整个城市和社会再也没有高下之别吗？在一开始的阶段好像是的，大家不再讲究吃/穿的精致价值和品质，因为这个时候活命最重要，口罩比口红更讨喜、护目镜比墨镜更值得研究、排骨的价格比名牌包的新种类更牵动神经。连明星都只能一样蜗居在家。
　　小说《鼠疫》里：再到后来末日景观浮现，难逃一死的结局似乎注定。于是大家收敛着、含蓄的隐藏情愫开始爆发，就像末日电影里的 “反正已无恢复日常的希望，不如就地疯狂一把”。信仰、道德、法律在没有尽头的生存模式里遭到趁火打劫。当处理尸体的人自己因为感染而死去，社会防疫组织一线人员频繁遭受感染，当人手不够时，什么样的人还愿意铤而走险呢？大多数仍然是社会中最底层贫困的人才愿意参与，相反的经济条件好的人仿佛还有一些门路找到资源物资让自己不至于挨饿。
　　虽然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个社会的不公正还是显而易见，在此刻暴露地清清楚楚。
　　其实死亡可以带来终极公正 这种想法 有时候恰恰是一个地位、权利、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地下，很多基层最大的盼想。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侵略东亚各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经济层面已发展到高速发达的阶段，工业也已在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崛起，同时底层的农民和工人与上层的权贵形成的巨大落差里，隐藏着许多怨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潮一度流行。
　　可是为什么这种情况竟然会演变成一股极右的国家主义呢？有人曾经描述过这种在不公社会里的滑落。
　　“身为穷人家子弟，我世世代代服务于番主，新时代服务于企业主，战争来临时，一切上被征兵上了战场的人都平等。哪怕在战争中牺牲被放在靖国神社，一排排灵位当中，也有被征战的有钱人，大家不仅平等，而且都是为国而死，被当成国家的英灵，多么光荣。”
　　在加缪的 《鼠疫》中有一位曾经犯过事的逃犯在疫情愈发严重时，反而变得祥和安宁，比任何人都感到幸福。因为在他看来，在这种时刻，还有谁会在意他过去所犯下的罪恶呢，警察和法庭都不够用了；而且每个人都变得和他过去一样，每日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这种害怕被感染的焦虑就像他过去害怕被人揭发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变得和我一样害怕，在这种身陷险境的环境下，我反而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