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从老师那里得来的回应当中，有一句话的占比挺高的——「就你事儿多」。
对于中国人，这可不是个好评价，特别是放在集体主义这个语境下，事儿多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搅乱集体团结。要解决这种「事儿多」，有一个与之配合的固定模式——「你看看别人怎么就没这些事儿」，于是巧妙地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将这种问题的定义上升到了「合群」的问题。再接着就是解决掉我这个「提出问题」的人，以保证大家都在同一默认的规则之下，解决的办法有的时候在上一个环节就已经解决了——「你想想你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
有好几次其实我都「煽动」成功了，有好几个朋友也跟我一样，不服学校的晚自习规则，原本我们是想要为自己争取早一点更安全走回家的权利。当然，比起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仍然是最高效的。老师只用了一招，就把所有人又拉回到了必须默认遵守规则之中：
「你们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晚自习早点回家的，让你们家长给我打电话。」
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当下，还点燃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苗头。最后我被扣上了「忽视集体团结」的罪名，定义我的行为就是在公然漠视学校规则。
你看，我最后还是被当成了「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集体主义并非道德标准，而是组织逻辑
我之所以先把集体主义从「道德标准」给拆分出来，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仍然认为集体主义是一种道德标准。比如班集体里，学生应该默认听从老师、学校的安排，而不能有过多的个人意志。亦或是前几年的疫情期间，被整栋封控的居民，需要接受核酸检测、居家封禁的安排，否则他们就会被拖走强制隔离。
疫情期间，曾经有一个朋友做过所谓的「楼长」，他需要根据整栋楼居民配合疫情检测的情况分发物资，这样的权力虽然看上去很小，但在疫情期间几乎算是「生杀大权」，他也非常享受这种权力带来的优越感，面对那些不服管的居民，只要告知他们考虑集体，别让整栋楼的居民都吃不上饭即可。
集体主义并非道德标准的原因很简单：
道德标准关心「什么是对的」，比如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集体逻辑关心「什么能维系团结」，比如直视留守儿童问题可能会导致脱贫功绩受影响；
回到题干，集体主义到底在关心什么?
老师对我的指责里，常常会用「破坏团结」这样的高帽子，①团结意味着集体的稳定性，也是集体主义最优先的原则。因此，冲突、质疑、否定都有可能被视为影响团结的行为；更甚，可能还会通过压制创新、革新等行为。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带团队做事的人，你更希望团队成员是个性分明、能够保证创意无限；还是各人的角色分工明确，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工作效率？这并不是很难选择的事，如果你将自己放在一个「个性分明」的角色里，你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被保留个性；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个人利益与团队效率高度捆绑的人，那你会怎么选择，是否会更倾向于效率与保守的选择？
有趣的是，当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团队（或集体）的利益高度捆绑时，这个被捆绑的人所谓的「个性」也不复存在，他在集体主义里被安置了集体管理者的角色，从而被赋予了维稳集体、并提高集体效率的角色功能。这是集体主义逻辑里的第二个关键点，②即个体在进入集体主义时，将失去个体主义，从而被赋予某种集体主义语境下的角色功能。
这个功能往往与利益直接挂钩，「你是谁」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干什么」。
随着角色增加，功能性变得复杂，集体主义应该如何保证它的稳定性与高效性？现在，你不再是一个带团队做事的人，而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已经无法对下面几百号人亲力亲为地一一管理，你会选择什么方式？
③层层管辖就变成了最方便的也是最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另一种是相对扁平化的「七人结构」，即集体是平面状态，但你控制其中拥有最大管理权的七人，由他们再去重新构建规则——当然，「七人结构」在个人主义的语境下更容易被实现，而集体主义之下很容易发生「藩王倒戈」的局面。
以上三点，便是集体主义的组织逻辑。
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效应，必然孤立「提出问题之人」的前提
前面说到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把集体主义当成是一种「道德标准」，是因为掺杂了「心理」这个要素。
当一个人处于集体主义，且他的个人功能与利益直接挂钩时，选择趋利避害的人，多半会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避免自己被集体排除在外。
回到学生时代，我当初遭受了校园霸凌，往往也是因为「不合群」导致的，因为我破坏了集体规则，甚至还煽动了其他人加入破坏规则的行列，所以当我被当做「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的时候，为了以儆效尤，那些原本和我关系走得近的朋友，也会因为为了保证自己不被牵连，而选择联合大部分人对我进行孤立。
人渴望群体，是因为群体能够满足个体所不能满足的力量增幅，因此形成集体主义的群体，从心理视角会发生三个重要的群体效应：
认知共振。身处集体主义的人当然希望集体更团结更稳定，因为这不仅与他们的个体利益相关，也关系到他们个体的能量是否能够被群体放大。所以他们在追求稳定的同时，必然会将异见者视为扰乱破坏集体稳定的人。
极端的群体效应：宁可错误一致，也不要正确分裂；
责任稀释。当责任被平均分配给集体中的每个个体时，个体反而缺失错误行为下的动机意识。简单来说，就是文革里那些抄家批斗朝庙泼粪的人，他们的个体行为之所以会越来越疯狂，是因为群体将所有的责任都稀释给了每个人，并赋予了「革命无罪」的集体认知。
极端的群体效应：旁观者效应。当一群人目睹受害人遇害时，大家都默认会有人站出来，不需要自己承担道德责任。
敌对与同质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不假，比如你要快速拉近与一个同事的关系，只要找到你们共同讨厌的人即可。集体主义的最大原则是稳定，这种稳定在对外时，则会以「找到共同敌人」的方式来进行维系，从而进一步强化内部的稳定和认知共振；
极端的群体效应：不看《哪吒》就是不爱国。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才是手段也是必然
现在再来聊为什么集体主义更倾向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有点没必要了，因为上面不是一直在聊这件事吗？那来聊聊为什么集体主义很难通过「解决问题」来解决问题。
就像最开始我提到的童年趣事一样，老师对我的评价是「你想想你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而当初确实也只有我这样认为，也就是说在集体主义里的每个人，对于问题的理解并不是同频的，但另一部分一些认知共振的部分又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下的「大家都一样」。
我也曾经本能地陷入过这种集体主义下的认知偏差。还是疫情期间，大家都在排队强制核酸时，有一位坐轮椅的老年人被社区工作人员推着轮椅插队，大部分人都带着怨气要求其排队，我在当下也非常不满：既然要求大家强制做核酸，那就尊重游戏规则，哪怕是快死的人也得排队。然而，最不应该忽视的，是这个坐轮椅的老人原本腿脚不方便,他如果能优先做完核酸，就可以不用耽误其他人坐电梯回家。老人的行动不便是当下的「问题」，但在集体注意下并不是每个人所认为的问题。
也就是说，问题本身很有可能会触及集体主义的认知边界问题。举个例子，学生抵制食堂，认为食堂的饭菜很难吃，提出了整改食堂餐饮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勤工俭学，认为食堂物美价廉是自己生活必需品的学生而言，就完全不构成问题，甚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会提高食堂成本，导致这些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利益受损。
因此，「问题」本身可能比起「错误」对集体主义更具备破坏性。
集体主义为了维系稳定第一性原则，也希望其认知被锁定在一个规定范围内。因此，当集体在关注某个对象时，集体并不是做出观察行为，而是优先做出定义行为，以保证对对象的认知被规范在集体的公共认知当中。例如，当事人发布的有关国产品牌的一般吐槽视频，也会被其品牌粉丝或品牌法务部认定为「黑公关」进行举报。
集体只接受与当前叙事相符的信息；
任何异议信号都会被定义为「干扰信号」；
当认知被锁定后，比起解决问题，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能更快地使集体恢复稳定状态；
社会屈从度加剧认知闭环的形成与稳固。当集体认知被锁定后，为了保证个体能融入群体不被排挤、甚至被群体视为「敌人」，社会屈从度较高的人，会普遍认为自己不能成为破坏共识的人。
从属压力加剧。如果我提出不同意见，别人会认为我对集体不忠诚、被群体排挤； 形成偏见性道德标准。如果我指出问题，就等于质疑领导或体制；
完成情绪替代。我不去面对「问题」，而是去攻击「提出问题的人」，触发心理防御机制；
集体认知锁定与合法性的强制共生关系。前几天小米成都车祸之后，雷军再度发表演讲时，聊的竟然是「打击黑公关」。也就是说，他将公共媒体，甚至对于此类事件讨论的声音，都以一种「违法认定」的方式给切断。雷军这个行为彻底让小米这个品牌被分离成了另一个独立集体。然而，集体承认错误真的就那么难吗？
承认问题，意味着需要承认集体存在缺陷，从而导致集体合法性受损；
忽视问题，集体对于问题的注意力会持续发酵，导致认知锁定被突破，也将导致集体合法性受损；
因此，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从而恢复集体秩序，以保证集体合法性；
从传播学的视角，当集体过度关注某一个问题时，衍生问题会引发更多的复杂问题诞生，从而严重威胁集体的合法性。
承认问题 = 打破叙事一致性，瑕疵性被放大，合法性接受严重挑战；
解决问题 = 引入更多事实，造成叙事复杂化，合法性被更多问题蚕食；
解决提问者 = 维持叙事单一性、重新聚焦注意力；
综上，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集体主义里显得更加「必要」。
当然，并不是指出集体主义的「不好」，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之所以无法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内部原因。另外，也有一些视角值得进一步思考：
提出问题的人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集体主义是否一定会压制改革者？
如果你还觉得我别有所指，那我去把《哪吒》看二十遍好吗？